在醫院工作的那一段日子，是我比較有機會接近生死邊緣的時間。
有一次，我在初診接到一個病人，很年輕，才剛過二十歲。我一看到他的口腔，心裡就直覺不妙，他的父親陪他來的，他遞給我一張轉診單，原來是外面診所的醫師已經懷疑這個病人得到口腔癌，所以要他來醫院做進一步檢查。
他的父親很焦急的問我：「醫生啊，我兒子真的是口腔癌嗎？」
我心中雖然已有九成肯定，還是無法斷然跟他父親說，只是告訴他：「確實有點麻煩，我幫你轉給口腔外科，他們會給你們正確的診斷。」
我想身為父親的他，應該還抱著一絲否定的期望，雖然他也知道這個期望不太高。我帶他們過去口腔外科，也跟主治醫師稍微說明了狀況，他馬上幫這個年輕人做檢查。
「檳榔吃多久了？」
「沒多久啦，我都吃三十幾年了，他哪能跟我比？」他的父親搶著回答。
主治醫師在了解一些基本習慣的資料後，還是跟這對父子宣布了壞消息，並希望他們趕快安排住院及必要檢驗。
「為什麼會這樣？……」父親一臉頹然。「我吃檳榔、抽煙、喝酒三十幾年都沒事，他才吃幾年怎麼會生癌？」
身為醫師的我們只能面面相覷，沒有人能回答這樣的問題，只能說是老天爺開的一個玩笑，祂點到誰誰就是那個體驗者。醫學研究向來喜歡回推歸納找可能的致病因素，當我們想為某種疾病找元兇，最常用的方式就是把這群病人的共通處挑出來。
但是找出來又如何？就能完全解釋每一個個案嗎？統計數字永遠只是個比例上的準確，永遠有意想不到的例外。
其實到現在，我還是很難忘記那個父親無奈又難以接受的神情，他落寞地帶著兒子離開的身影，也讓我們唏噓。主治醫師跟我說，這個病人發現的有點晚了，若不趕快手術，其實存活率會很低。
我想也是，因為那不規則的腫瘤已經快佔據他半邊臉頰，在只能微張的嘴巴散放出的是濃濁的惡臭，真不知他為何會等到這樣才來就診？我本以為這個年輕人會積極面對自己的生存問題，在走出口腔外科後也就淡忘了這個病例。
再被喚醒記憶已經又是兩個星期後，我偶然間經過口外時被主治醫師叫住：「你還記得你轉來的這個case嗎？」他把病歷遞給我看。
「記得啊，他手術了嗎？」
「別提了，他後來根本沒辦住院，自己跑去找什麼草藥偏方，外敷內服一起來，狀況只有越來越糟，今天才又回來找我，唉……」
「情況不樂觀嗎？」
「我很不想當壞人，但他們這樣做簡直就是自掘墳墓，如果不是看他父親太可憐，我只想送他們嗚呼哀哉四個字。」
無怪乎有人要說：可憐之人必有可惡之處。就算未必真的可惡，也確實有可議之處。
上一次他來時，主治醫師其實就已經講的很清楚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講的不夠狠，還是講的太嚴重？讓他們覺得還有其他路可走，或是懷疑真實性。如果他真的不相信，我倒寧可他是去其他更具權威的醫院求答案，而不是自己在家當醫師。
病人自己可能無知，可能害怕，可能不願面對治療的痛苦，可能無法接受手術後完全走樣的臉型，可能擔憂漫漫無期的復健之路，也可能對往後人生產生絕望……有無限的可能纏絆著他，但他的父母親友呢？怎麼也跟著一起盲目、一起做傻事？
手術時間拖的有些遲了，進行得有些勉強，為了要徹底清除癌細胞，切除的範圍幾乎是半邊臉；為了重建，還得從身上其他部分取骨頭及皮瓣來修補，接著還有一連串的化療等著他。有一次他來門診區做清洗換藥時我看見了他，那真是不成人形，原本只在課堂上的幻燈片裡看到的案例就活生生呈現在眼前，還是給我很大的衝擊。
我除了給他一個鼓勵的微笑，實在也無法多說什麼。
他根本還不太能說話，必須時時做吸吮的動作以防口水自嘴角流下來，我知道他一定很痛苦，但沒有人能替他走出來，除非他自己願意。人生突然有了這麼重大的轉彎，對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，真的是太沉重，以致於在很多年之後，我只要看到嚼檳榔的年輕病人，還是常常會用這個例子來告誡他們。
主治醫師告訴我，預後其實有待考驗，他也沒把握能有幾年的存活率，他語氣中透出的無奈，可能也是很多醫師共有的經驗，但醫師畢竟是人不是神，除了盡本分將病人從死神手上搶回來，接下來的事還是要靠病人自己的造化，尤其是這些拖到太晚才要求診的病人。
這個年輕人出院後我就沒再見到他，而過沒多久我也離開那家醫院了，事隔多年，他是否安在？我並不清楚；但這個個案給我的影響卻是相當深，我學習不再單從統計數字去解讀每一個病例，學習不為一時仁慈而淡化病人問題的嚴重性，該給病人迎頭痛擊時還是得狠心下手，否則究竟是救他還是害他會成為模糊的灰階。
這一堂生死的課，我算是拿到一些學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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